贞观初年，苏定方被李世民简拔为匡道府折冲郎将，从李靖征伐东突厥，铁山之战中，苏定方率二百精骑突袭突厥牙帐，颉利可汗仓皇遁去，“余党悉降”。
战后，苏定方以功授左武侯中郎将。此后二十多年，他再未得到升迁，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苏定方在灭东突厥之战中纵兵劫掠而不被李世民所喜。
实际上他是为李靖背锅，当时的御史大夫温彦博上奏：“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对此李靖的反应是：“无所辩，顿首谢。”
而李世民的帝王之术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先是责备了李靖，然后又说：“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当赦公之罪，录公之勋。”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绸千匹，加食邑五百户。打一棒再给一个甜枣。
然而军纪散乱的问题必然要有人背锅，苏定方不幸成了背锅侠，他由最初的左武侯中郎将降为左卫中郎将。
就这样，苏定方在定襄之战后，奇迹般地沉默了25年。当时他38岁，正是一名将领的黄金时期。
直到高宗上位，应新罗的请求增援阻击高句丽，63岁的苏定方才再次在史书中出现，跟随营州都督程名振率兵一万远征朝鲜半岛。
史载，唐军与高丽军在贵端水相遇，苏定方奋力迎击，大败高丽军，杀俘一千多人，焚其外城后还师。
永徽六年(655年)，苏定方又随葱山道大总管程咬金远征西突厥。鹰娑川之战中，苏定方亲率500精骑突击，大败西突厥军，唐军追奔二十里，斩杀一千五百多人，缴获战马、军器无数。
此时本应乘胜追击，但副总管王文度却因为忌妒苏定方之功，对程咬金说：“今虽胜，但官军亦有死伤，不可急追，应自结方阵，谨慎前行，遇敌则战，方万全之策。”更出格的是，王文度还说皇帝有密旨，让全军归他指挥。
苏定方相劝，程咬金却一意听从王文度之言，既不追敌，亦不急行，就此贻误了战机。可怜远行万里的唐军将士在严冬朔风中，身被重甲缓缓而行，以致粮草不继，相继冻病而死。
后唐军至恒笃城，有胡人数千归降。程知节又受王文度蛊惑，不顾苏定方反对，下令屠城，抢掠城中财物而去。王文度分赃，全军只有苏定方“一无所取”。
回京后事情败露，王文度按罪当斩，靠贿赂才得以免官为民。程咬金也因逗留不进减死免官。苏定方从此成为高宗眼中统兵的第一人选。
显庆二年(657年），高宗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再次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
这是苏定方首次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首次独立领军。他也不负高宗所望，首战即大败处木昆部数万人于金山北，第二战曳咥河之战又率一万余人大败西突厥十万主力大军，追杀三十里，斩俘三万，五弩失毕部举众投降，“贺鲁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
随后，苏定方又与南道阿史那弥射、道真会师，贺鲁也在逃亡中不断收拢残众，兵力又恢复到五万余众。当时正值寒冬，“会大雪，平地二尺”，贺鲁以为唐军不会追来，因而放下戒备去游猎，苏定方则拒绝了部下“俟晴而行”的建议，率领数万唐回联军进至双河，又在大雪的掩护下强行军至金牙山，贺鲁猝不及防，又大败，被唐军俘斩数万人。贺鲁仅率残余百骑逃往伊丽水。
贺鲁在逃跑途中重新聚集起溃兵意图再次阻击唐军，结果又被苏定方所败，贺鲁又逃至碎叶河，再次被唐军击败，余众皆被俘，贺鲁仅与其子咥运逃跑，最后在石国被萧嗣业擒获，西突厥灭亡。唐朝的势力延伸至中亚。
显庆四年(659年)，苏定方在乌海以少胜多，大败吐蕃八万大军，并击杀副相达延莽布支。随后又翻越帕米尔高原，一天一夜急行军三百里突袭阿悉结军，叛军猝不及防被打的大败，葱岭思结阙俟斤都曼自缚出降，自此维持了一年多的阿悉结部叛乱被苏定方彻底平定。葱岭以西正式划入大唐版图。
显庆五年，苏定方又被高宗任命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路十万大军联合新罗征讨百济。八月，唐军进至熊津江口击败百济守军，之后，又向百济故都熊津城挺进。
百济举全国之兵迎战，在新罗的配合下，唐军歼敌一万余人，一举击溃百济军，然后乘胜攻入百济都城泗沘，百济王义慈、太子隆、次子泰相继出降，只有百济王第五子扶余丰逃亡日本。
百济平定后，高宗下令将其国分为五部，置5个都督府管辖，刘仁愿被任命为都护，镇守泗沘城，苏定方则率百济王室五十八人、贵族九十三人以及百姓一万余口渡海凯旋，献俘于洛阳则天门。高宗“赐天下大酺三日”，以彰其灭百济之功。
龙朔元年(661年)，苏定方又被高宗任命为平壤道总管，率军六万余进攻高丽，苏定方先是在浿江(今朝鲜大同江)大破高丽军，接着连战连捷夺取马邑山后包围平壤，可惜因为后勤补给问题加上契苾何力、萧嗣业撤军平叛，对高丽作战的唐军已然成为一支孤军。当时天寒地冻，平壤城内又有大量的高丽精锐，苏定方在得到新罗粮草增援后便立即撤军了。
而此时距离包围平壤已经隔了8个多月，而在9月时唐军就已经开始断粮，也就是说唐军在严重缺粮和严寒的情况下仍然围攻了平壤6个多月。
随后，唐军在撤军至苇岛时，又击败了盖苏文率领的高丽追军，继而再次包围了平壤城。当然此次围城仅仅是吓唬高丽而已，不久苏定方便率军班师了，“破高丽于苇岛，又进攻平壤城，不克而还。”
龙朔三年(663年)，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伐，大唐西北边境又告不安。高宗任命苏定方为安集大使，前往西北前线，“节度诸军”。
乾封二年(667年)，苏定方病逝于任上，年七十六。
苏定方为什么被黑？
先不说苏定方辉煌的军事战绩，就说人品吧，苏定方不仅英勇盖世，且为人正直。王文度杀降谋财时，“唯定方一无所取”；在灭亡西突厥后，定方让“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都曼投降时曾答应饶他性命，于是定方又信守诺言，顿首乞求高宗免其死，以保信义。
作为横扫三国的大唐战神，奇人裴行俭的师父，一代“完人”苏定方薨于边疆后，无论怎么说都是应该要风光大藏的，然而诡异的是，当时朝廷的反应却极为冷淡，《旧唐书》载：“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
这么一个人物死了，朝廷宰臣竟然不多言语，以至于皇帝都看不下去，亲自为其做主，这是为什么？
究其原因，他得罪了两个最不应该得罪的人——张文瓘和刘仁轨。
与张文瓘的主张背道而驰
先来说张文瓘。
张文瓘者何人？高宗宰相也，为人刚正不阿。《旧唐书》载：“文瓘升大理寺卿，至官旬日，决遣疑事四百余条，无不允当，自是人有抵罪者，皆无怨言。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兼太子宾客。大理诸囚闻文瓘改官，一时恸哭，其感人心如此。”就这么一个深受爱戴的人为何跟苏定方杠上？
因为张文瓘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主张与民休息。《旧唐书》载，张文瓘曾多次上书，要求高宗息兵罢战，比如龙朔元年，初为宰相的他就上书：“秦皇、汉武，广事四夷，多造宫室，使士崩瓦解，户口减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构祸难，殷鉴不远，近在隋朝。”
再如仪凤三年，新罗反叛，高宗欲发兵征讨，张文瓘抱病上奏：“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
而苏定方自高宗临朝，先讨东突厥余孽，后征西突厥，打吐蕃、打贺鲁、打百济、打高句丽，用兵从不间断，作为一名武将，苏定方是奉召机器，是高宗扩疆战略的坚定执行人，与张文瓘的休息战略背道而驰，张文瓘自然非常不待见他。
另外，据《旧唐书》载：“文瓘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高宗甚委之。或时卧疾在家，朝廷每有大事，上必问诸宰臣曰：‘与文瓘议未？’奏云未者，则遣共筹之。”
张文瓘深得高宗信任器重，早在龙朔年间便迈入宰相行列，至于乾封年间已是宰相团体的首辅，也只有他才有如此大的能量，以至于“卿等不言”。
虽然在高宗的亲自过问下，最终苏定方被加武将高谥“庄”，但在以张文瓘为首的文官集团眼中，苏定方最多也就是一个只知穷兵黩武的武夫而已，与民生国计并无助益。而掌握话语权的正是这些文人，所以苏定方在当时民间的口碑并没有多好。
代人受过
我们再来看一下刘仁轨是如何与苏定方结下梁子的。
刘仁轨此人，也算是一代名将，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一战而名震天下。而且少时“恭谨好学、博涉文史”，成年之后更是“刚正有加”，不过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功利心重，对待政敌比较小心眼。
当年他在管国公任瑰手下时，很赶巧地露了点才华，便邀得任瑰为其伯乐，一两步人事调整后，得到了陈仓尉一职。后来又因为杖杀折冲都尉鲁宁被太宗认为是不惧强权，升为给事中。
显庆四年(659年)，刘仁轨因处理“毕正义案”得罪了一代佞臣李义府，被几下手段整得白衣从军，出征百济。李义府还私洽左骁卫郎将刘仁愿，有机会就送他下海。最后因为刘仁愿不忍而作罢。
从此，刘仁轨就恨上了李义府。
后来，刘仁轨因随同苏定方荡平百济，协助李勣攻打高句丽，而声名鹊起，官位也越做越高。麟德二年(665年)，高宗到泰山封禅，已经学会来事的刘仁轨带上东边四属国的酋首共赴祭典。这一手很给高宗长脸，因此得到了期许已久的拜封——大司宪兼知政事，次年六月又迁为右相，成为大唐首屈一指的高官。
坐拥高位的刘仁轨自然不愿再回到被人随意整倒的日子，便开始揣摩起了心术，玩弄起了权谋。死敌李义府此时虽已倒台，但他的朋党仍多居庙堂之上，而刘仁愿不但没有加害于他，还有意助他走进高宗的法眼，这让李猫的朋友圈对这位耿直无私的将领红眼相加。
恰巧此时司空李勣为南北合围高丽之事弹劾刘仁愿逗留不进，这帮人赶紧添油加醋，落井下石。此时能救他的只有被他视为生死袍泽的刘仁轨了，但这位仁兄却面无表情，不置一词。
刘仁愿哪里知道，当初两人意见相左时，刘仁轨为了赢得高宗的信赖，早就暗里上疏狠狠地捅了他一刀，心里早已与其划清了界限。再者，捞了刘仁愿上来，开罪位高权重的李勣，实在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于是，刘仁愿带着无尽的悔恨踏上了流放之途。
刘仁轨的冷血无情睚眦必报感受最深的应该是李敬玄。当年就因为政见不同，刘仁轨就对李敬玄衔恨已久。
678年(仪凤三年)，吐蕃入寇。刘仁轨明知李敬玄没有将帅之才，故意奏请让其挂帅出征，李推辞不了果然被吐蕃大败，唐军损失惨重。
这等不以国家大局为虑，不惜牺牲万千将士来换取政敌下野的行径实在让人发指，这也正是刘仁轨虽然战功赫赫，却在唐朝名将中史声不振，地位不高的主因。
当然刘仁轨的恶迹还不止这些，他与苏定方的恩怨才是重点。
其实，刘仁轨与苏定方并没有直接的仇怨，但也没有什么交情，虽然征伐高丽时，两者合作过一段时间，但当时两人的地位天差地别，一个是统军主帅，一个仅是负责粮草的后勤主管，苏定方离开高句丽，刘仁轨才成为留守百济的头号人物，二人并没有多少交集。
那么刘仁轨为什么不待见苏定方呢？这就不提到另一个关键人物——许敬宗。
许敬宗此人与李义府并称许李，也是出了名的一代奸佞，不过他最出名的还是记史不实。
当年李世民为了遮掩玄武门之变的是非曲折，让许敬宗监修国史，许敬宗迎合皇帝的心思，对李建成、李元吉等多有恶贬，当然他也因此深得太宗和高宗的宠信，甚至取代李义府成为中书令。
而刘仁轨虽说与许敬宗交集不多，但二人尿不到一个壶里是肯定的，只是许敬宗生前极得皇帝宠信，刘仁轨即便已出将入相，还是达不到他的当量级，自然不敢对许轻举妄动。
而苏定方却与许敬宗和李义府的关系相当不错，若非许李二人向高宗推荐，苏定方在闲置二十余年后根本不可能重归行伍，带兵打仗。
所以，刘仁轨对苏定方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于是被许敬宗大力推崇的《苏定方本传》被大删特删，改动无数，尤其是自龙朔三年至总章二年，关于苏大将军主掌抗蕃前线之后的西北战事语焉不详，以至乌海战役及火烧布达拉宫的丰功伟绩未予列录。而这时的刘仁轨正兼修国史。
苏定方就如此成了刘仁轨等自鸣清流之人攻击政敌的牺牲品和背锅侠。以至于苏定方在唐宋年间的声誉地位远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唐朝名将，后来明清时期的演义小说又更进一步，将其刻画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一句话，苏定方被黑的根源在于，他因为种种原因不为当时掌握话语权的文官集团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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